在寻找相似性的意义上，举重明轻和举轻明重也属类比，而不是所谓当然解释。
那么，法律解释究竟有何特点？对象决定立场和方法。梅兰希通（Melanchton，1497－1560）的教学活动对严格的诠释学的产生影响很大，他把对文字传说的解释视为培养雄辨家的教育手段。
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哲学上受业于加达默尔的阿图尔?考夫曼认为，诠释学的敌人既是自然法，也包括法律实证主义，因为后二者都致力于客观的认识概念，实体本体论的法律概念（制定法概念），概括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体系的理念。[9] F．C．v．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erlin 1840．Bd．I，S．213．萨维尼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最早反映在他的《法律方法论》（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一书中，该书的原型是德国著名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的听课笔记，当时萨维尼在马尔堡大学任私人讲师，1802－03冬季学期，他开设了两次各为时两小时的法律方法论讲座，雅各布?格林是初任教师的萨维尼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并与萨维尼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关键词】法律诠释学|造法|法律解释学|解释方法 对既有法律解释学及解释方法的解构，部分源于当代哲学诠释学，部分源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限于主题，这里仅在哲学诠释学中稍作浏览，以察看当代哲学诠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意义与不能。[33]法律发现是对任何一个已知事物的再认识，而不是踏入新大陆。由此便推出行为构成也可具有类型性。
对已知 地思考，深入地思 规范的适用范围。这对法律语言同样重要。不许在公共汽车站抽烟，在公共汽车上抽烟更不允许，为举轻明重。
先见使解释者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寻找问题答案的方向，意识到何种事实的特点对于法律判断可能是关键的，但先见是前科学甚至很多是非理性的，必须加以检验和修正。法的类比是从一系列具体法律规定出发，通过归纳推理建立一般原则，并将之适用到制定法未规定的案件上，因而又称整体类比。论证的主要目标是寻找结论的正确性，实现此目标的过程是，由断定前提的正确性进而断定结论的正确性。参见前引[3]，恩吉施书，第五章。
归属是凯尔森纯粹法学的基石性概念，它表明法律现象中事实与规范之间是一种归属关系，即如果一那么的关系，不同于自然现象中事实与事实间的一种因果关系。结论的可接受性主要取决于待论证的事项性质，如离婚案中女方的诉求更容易得到支持。
图四：类比的路径（附图略） 类比比归纳和设证更富创造性，这体现在它是从一个特殊领域的知识过渡到另一个特殊领域的知识，具有联想、启发、假设、解释和模拟等功能，甚至灵感和直觉有时也依赖于类比。还须指明的是，由于民法的法律行为既是事实又是规范，在解释中，民法的法律行为解释的性质，既是事实解释也属于法律解释。结果考虑的论证在劳动法中占40％，在民法中占30％，在刑法中只占14％。然而，规则和案件先行已确定且规则正确的情况，即便在制定法中也属极少数，绝大多数规则和案件是事后得以确定，绝大多数规则的正确性也是如此。
外在论证规则，它们要回答的是，如何保证大前提的正确性。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类比虽被一些学者视作法律发现的核心环节或主要途径，却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结合归纳和设证最后通过演绎得出结论。（2）诠释与推论：它们的关系表现在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上，推论具有模式的意义，与等置模式相对，推论模式的内容为解释+演绎。
但类比重点要强调案件核心要素的相似性质的数量，类很好地体现出这一点，至于案件的数量，最少有两个即可，当然多优于寡，以增强有效性。它们的共同含义为，某一条文的内在依据，较条文明确涵盖的事实，更可适用于条文未明确涵盖的事实，不过，二者的发生相向而行，如依有的国家法律，故意帮助自杀不为犯罪，那么未规定的过失帮助自杀更不为犯罪，为举重明轻。
逻缉分析对于任何理性论证都是有用的，论证要借助逻缉。下图中，类比2以垂直虚线来表示，线条垂直表示适用于F1的大前提与F2的循环往复比较的关系，线条空虚是指适用于F1的大前提与F2是否相适应尚不肯定。
它集中体现在广义的立法中，就制定法而言，立法者从大量法律应用的经验中归纳出一般规则。前引[15]，谷振诣书，第298页。演绎在建构大小前提中也发挥作用。详见[德]考夫曼／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以下既然如此，如何保障司法公正才是问题的关键。不可否认，前三者可能对法律信仰的客体影响成分较大，而守法者对法律信仰主体的影响成分可能更深。
众所周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确立，但大都移植西方，与国人的文化及习惯有相当距离。公正是司法的灵魂，也是培育国人法律信仰的关键。
不可否认，二者各有其理，但似乎又共同忽略了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法律信仰的前提是什么?窃以为，阐明法律信仰的前提至关重要，这才是法律信仰的根本问题。若此，如果人们总是从媒体或生活中看到执法人员动辄砸摊子、乱罚款、强行拆迁，而政府机关总是抱着一个不出事，就没事的侥幸执法心态，就难免小事酿大祸，想让百姓相信政府公正执法也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了!然则如何保证严格执法?笔者以为，无论是司法机关执法还是行政机关执法，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以尽量劝说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执行为上策;即使要采取强制执行方式，也不能简单粗暴，要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的基本执法观。
截至目前，对此主要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法律信仰论和法律不能被信仰论，且前者暂居优势。有了良法，司法不公，法律信仰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良法，即使司法公正，法律信仰亦是墙上芦苇。
公正执法是严格执法的应有之意，因为此处的执法机关不仅仅是指法院的执行庭，更多的是指向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当然有了法律，人们也不一定有法律信仰，这已被古今中外的屡次实践所证明。消极守法使民众畏法如虎，只有积极守法才能逐步培育公民的守法意识。法律信仰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如果把法律看做法律信仰的客体，那么法律信仰的主体无疑应当是人，不仅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还包括数量众多的守法者。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法律信仰是现代社会秩序的至上追求。
一次公正的判决并非仅仅是维护了受害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它会通过横向传播的形式使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及邻居同事甚至其周围更多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可信可敬。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法律产生的源头——立法上去探寻形成法律信仰的路径，故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肇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反之，个别审判不公及冤假错案残酷吞噬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撞击着人们心中本来就很脆弱的法律信仰神经，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尤其值得司法机关警醒的是，处于当今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之快令人始料未及;监督司法公正的大众舆论是检验民众法律信仰的一块重要试金石，正则促进，负则阻碍。依此路径，就能逐步培养出民众的规则意识，为法律信仰的形成夯实基础。
如此日积月累，就必然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间形成一个良好的守法氛围，然后才能进一步升华为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法律信仰。所以让人们一夜之间放弃内心所信仰的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而去信仰陌生的法律，恐怕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此，我国立法必须立基于本土习惯上的博采众长，方能使法律信仰立地生根! 其二，正司法。对普通百姓而言，不管你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均认为是父母官应当为他们排忧解难，有问题，找政府的思维在当下民众中依然很有市场。不能因为其是法律的制定者、司法者、执行者就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更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普通守法者的守法意识影响更为深远，诚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那么何为良法?从先哲亚里士多德到杰弗逊，从拿破仑到萨维尼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难开拓，虽然饱经挫折但也硕果累累。严格执法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不仅事关政府的光辉形象，而且关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这句箴言应当成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真实写照。我认为，除继续坚决贯彻宪法之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任何个人不得干涉法院审判这个原则规定外，法院和法官一是要把严于律己、拒腐防变、心中有天平作为恪守不移的神圣职责，二是要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尤其是媒体和人民大众的监督。
申言之，积极守法就是要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的或可能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后果，亦即对于受害人来说，通过法律维护了其正当权益，实现了其心目中的正义;对于侵害方而言，通过法律制裁使其承担后果，从而使之感受到由于自己的过错给自身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损害。严格执法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之一，因为任何一个法院的判决若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无异于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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